目的达成？cba改变外援规则，辽宁和广东队退出争冠行列是好事吗

CBA外援规则的调整确实达成了打破“辽粤垄断”的短期目标，但这一变化对联赛生态的长远影响仍需审慎评估。2025赛季外援政策从“四节四人次”改为“四节七人次”，季后赛进一步放宽至

“四节八人次”，直接改变了竞争格局——辽宁、广东两支传统豪强因外援投入不足止步半决赛，而山西、广厦等财力雄厚的球队凭借外援优势崛起。

从规则设计初衷看，这一调整确实取得了成效。山西队通过引进NBA扣篮王迪亚洛、古德温等外援，场均外援得分占比高达62%，以3-0横扫广东，终结了后者的争冠希望。广厦队则依靠布朗和卡尔顿的内外线组合，在半决赛击败辽宁，最终夺冠。这种格局变化打破了过去十年“辽粤争霸”的沉闷局面，使联赛悬念和观赏性显著提升。数据显示，本赛季总决赛收视率虽不及上赛季辽粤半决赛，但广厦与北京的六场对决仍吸引了超1.2亿观众，证明新竞争格局具备市场潜力。

然而，规则调整的副作用同样不容忽视。外援得分占比升至47%，关键球处理权90%集中在外援手中，导致徐杰、张镇麟等本土新星的数据不升反降。更严峻的是，下赛季“四节八人次+归化”政策若落地，可能出现“2外援+1归化+2本土”的畸形阵容，进一步压缩本土球员生存空间。山西队跟队记者透露，该队青年队家长已开始质疑“练出来能拼过外援吗”，这种心态可能动摇青训根基。

联赛的“贫富分化”也在加剧。山西、北京等国企背景球队可通过高额预算囤积外援（如山西本赛季更换近20名外援），而辽宁、广东等民营企业受限于资金，外援配置捉襟见肘。辽宁队弗格与广厦布朗的薪资差距达3倍，直接导致半决赛攻防失衡。这种“资本决定胜负”的趋势，可能使联赛从“实力博弈”异化为“金钱竞赛”，背离竞技体育本质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外援泛滥已对国家队建设产生负面影响。2024年亚洲杯中国男篮失利时，得分榜前五全为外援；而本赛季CBA本土球员在末节得分占比仅31%，暴露了关键时刻依赖外援的致命缺陷。浙江广厦虽夺冠，但孙铭徽、胡金秋等国手在关键战中仍需依赖外援兜底，这种“外援依赖症”若延续到国际赛场，恐难突破瓶颈。

长远看，规则调整需在竞争性与本土培养间找到平衡。欧洲联赛如西甲，通过限制外援薪资和上场时间，既保持了联赛水平，又为本土球员留出成长空间，这种“有限开放”模式值得借鉴。CBA可参考其经验，在放宽外援使用的同时，增设本土球员保护条款（如每节至少2名本土球员在场），并将青训投入与选秀顺位挂钩，倒逼俱乐部重视人才培养。

辽宁、广东的暂时蛰伏未必是坏事。广东队正加速徐杰、徐昕等年轻球员的轮换，辽宁队也在尝试通过战术革新（如杨鸣试验的“全华班时段”）提升本土球员抗压能力。若两队能借此完成新老交替，未来仍可能重返争冠行列。而广厦、山西等新贵若过度依赖外援，可能重蹈当年新疆队“外援强、本土弱”的覆辙，在国际赛事中难有作为。

CBA的变革如同双刃剑：它打破了旧秩序，却也带来新问题；它提升了观赏性，却可能透支未来。只有在规则设计中植入“本土优先”的底层逻辑，才能避免联赛沦为外援的秀场，真正实现“竞技价值”与“商业价值”的双赢。